在新中國成立65周年之際，《中國金融》雜志約我這個金融業的老兵對中國外匯儲備的變革與發展做一回顧。www.emoneybtc.com為此，我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翻閱了大量歷史資料，專門詢問和拜訪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從事管理外匯資金的老同事，從而“串聯”出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務院、人民銀行、中國銀行領導及相關人員對於管好和用好外匯所作出的艱苦努力。

　　新中國外匯儲備營運往事

　　1960年夏，我從南京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管理局綜合處研究組從事調研工作。當時，人民銀行國外局既是管理機關，又是國家外匯專業銀行——中國銀行總行，對內一套班子，對外兩塊牌子。我們處負責信貸、計劃、調研工作，而調研工作的重點是分析預測西方外匯市場的貨幣行情。當時，我每天去東單外貿部商情研究所，取出路透社有關當天西方各大外匯市場行情的電條，編制西方主要貨幣對美元的牌價表。牌價表編好後留一份給外貿部商情研究所，以供他們主辦的《外貿商情報》刊登。回到行裡，我們將外匯牌價表復寫16份(後改為鉛印)，除送局領導以及相關業務管理處外，還要寄給廣州、大連、上海、青島、天津五大口岸行和省分行，以及各大進出口公司。20世紀60年代，我多次參加了廣州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向大會提供外匯行情信息以及對西方主要貨幣匯率趨勢的看法。此間，我還參與了對外貿專業公司出口商品換匯成本的調查，密切關注每年對外貿易和非貿易的收支情況。

　　1964年，國務院為加強外貿外匯工作，將謝壽天同志從外貿系統調回銀行，擔任人民銀行國外局局長。作為新中國成立前上海的一名地下共產黨員，謝壽天多年從事金融外貿工作，具有豐富的專業經驗，工作有魄力，勇於開拓和擔當。此後不久，又成立了由外貿部部長助理劉希文、外交部部長助理宦鄉和人民銀行國外局局長謝壽天組成的三人小組，從組織上落實國務院的精神。謝局長要求我們加強收集有關西方金融的信息，提高分析研究的質量。我們撰寫的有關報告，不僅送三人小組，還呈交國務院領導以及相關部委參閱。

　　中國銀行財會處清算科的幾位同志特別重視我們提供的信息和相關研究資料，因為他們掌管著我國的外匯頭寸(包括國家持有的外匯資金和中國銀行可供支付的外匯資金)。科長曹曉星和張子芹都是上世紀40年代參加革命且在老區從事過銀行工作的同志。王愉英是50年代初從上海財經學院分到銀行的第一批大學生。據他們回憶，上世紀50年代，國家外匯儲備每年平均余額大約為1.2億美元。60年代初，外匯頭寸大約為3000多萬英鎊，主要存放在中國銀行倫敦分行。60年代，中國銀行香港總管理處存總行的外匯資金逐漸增多，到1966年已超過1億美元。當時，與國家資金加在一起已有幾億美元。鑒於上述情況，人民銀行聯合其他部委向國務院建議，應該充分利用中國銀行吸收的外匯資金為國家建設服務。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過問下，中國銀行從60年代中期就開始給交通部發放外匯貸款，持續支持我國遠洋運輸船隊的建設。國務院在回復人民銀行建議時還表示，在特殊情況下，當國家外匯庫存出現缺口時，可暫用中國銀行外匯結存資金給予平衡。

　　為了更好地運用中國銀行的外匯資金為國家創匯，經人民銀行報國務院批准，中國銀行可用自己的外匯資金從國際市場購進一批黃金。清算科的趙孜龍是1961年從北京外貿學院畢業分來的大學生。據他回憶，大概在1968年2月下旬，謝壽天局長帶他去國務院向李先念副總理匯報用外匯購買黃金事宜。他們事先約見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段雲。謝局長與段主任很熟，見面後大家隨意聊了一會兒。後來說到正題，段雲問：“你們打算買多少？”謝局長回答：“准備買10噸。”段雲說：“為什麼不能多買一些？”謝局長一聽這話，馬上果斷改口道：“好，那就買20噸。”其實，謝局長原先就想多買些，但又不知是否恰當，沒敢直接提出來。隨後，他們一致商量好，20噸這個數字讓趙孜龍來說，因為他年輕，萬一副總理對購金數量有質疑，大家也好有台階可下。當他們三人進入李先念辦公室後，段主任特意介紹了趙孜龍的身份，因為李先念副總理早已熟悉謝局長。謝局長進一步向李先念說明了購買黃金的相關情況。李先念聽後問道：“你們准備買多少？”這時，趙孜龍趕緊回答說：“准備買20噸。”李先念當即拍板：“那就買20噸吧。”聽到此話，大喜過望的謝局長立即給趙孜龍使了個眼神。趙孜龍心領神會，趕緊離開副總理辦公室，徑直去段雲辦公室給科裡的王愉英打電話，讓她立即通知中國銀行倫敦分行從自由市場上購買20噸黃金。

　　此次購金操作，恰逢美元出現危機。為了維持美元匯率，美國與其他主要西方國家拼湊了“黃金總庫”，竭力使自由市場金價大體保持在每盎司35美元的官價水平，這也是中國銀行此次購買黃金的價格。但由於美元危機遲遲得不到化解，此後不久，國際外匯市場掀起一輪拋售美元、搶購黃金的風潮，迫使美國解散了“黃金總庫”。1968年3月，美國宣布黃金實行雙重價格：只對外國中央銀行維持官價，而對自由市場金價則聽任其波動。此舉立即導致國際市場金價不斷上揚。大家都認為，清算科這次的購金操作時機選擇得非常好。中國銀行可獲得豐厚的賬面利潤。但隨後人民銀行領導從戰略考慮，決定這20噸黃金用於補充國家的黃金儲備庫存，並全數分批運回國內。據王愉英回憶，這些黃金以國航包機運回，有的存放在北京的人民銀行金庫，有的存放在人民銀行其他省市金庫。趙孜龍還曾與人民銀行押鈔人員一同開車去首都機場接貨。據清算科從中央財金學院1963年畢業的劉茂珍回憶，他還專門從北京乘飛機去倫敦接回了一批黃金。隨著國家外匯資金逐步充裕，人民銀行後來按當初的買入價格，把這20噸黃金折合成外匯歸還給了中國銀行。這充分體現了中國銀行為增補國家黃金儲備作出的貢獻。

　　探索外匯儲備管理體制變革

　　為了適應對外改革開放的需要，1979年3月，國務院批准設立了國家外匯管理局總局，並賦予其管理全國外匯的職能。與此同時，中國銀行從人民銀行分設出來，專門行使專業銀行職能，但在機構設置上仍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我工作的研究處升格為國際金融研究所。

　　1982年7月，國務院批轉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中國人民銀行職能及其與專業銀行關系問題的請示》，其中明確規定：中國人民銀行是中國的中央銀行，是國務院領導下統一管理全國金融機構的國家機關，主要任務與職責之一就是統一管理外匯、金銀、管理國家外匯儲備和黃金儲備，制定人民幣兌外國貨幣的匯率，代表中國政府從事有關的金融活動。同年8月，國務院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決議和國務院的決定，將國家外匯管理總局劃歸中國人民銀行領導，成為央行的外匯管理局(後改稱國家外匯管理局)。從此，國家外匯管理局與中國銀行總行徹底分開，中國銀行不再承擔集中管理外匯的職能，但統一經營外匯的職能不變。

　　在新的體制下，國家外匯儲備(即人民銀行外匯庫存)繼續由中國銀行負責經營。為確保資金安全及時調度和保值增值，國家外匯儲備仍然與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資金一起運作，以備國家外匯支付的需要。此時，中國的國家外匯儲備由兩部分組成，即國家外匯庫存與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這種經營管理體制是由我國特殊的歷史原因造成的。當時，這一特殊制度安排也得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認可。因為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原則，一國外匯儲備包括該國官方持有的所有外匯，而不論官方儲備來自何處。中國銀行是國家外匯專業銀行，其持有的外匯當然可以被視為國家外匯儲備的一部分。

　　1983年，國家實行外匯留成制度和貿易外匯內部結算價，大大促進了出口貿易的增長。這一年國家外匯庫存增加到89億美元。如果加上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國家外匯儲備達到147.42億美元，1984年後，我國經濟出現過熱傾向，進口激增，經常項目出現逆差。1985年我國外匯庫存下降到26.44億美元，但若加上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則當年國家外匯儲備仍保持為144.20億美元。

　　自1986年起，國家外匯管理局逐步改變國家外匯庫存由中國銀行統一經營的方式，存放中國銀行的外匯比例有所下降。由於外匯支付增加，1988～1989年，國家外匯庫存再度降至低位，這期間的外匯缺口都由中國銀行外匯結存予以彌補。由此可見，正是由於我國外匯儲備中包括了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整個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匯儲備基本保持在100多億美元的水平。1989年、1990年，人民幣匯率兩次下調，推動了我國外貿出口的大幅增長，加之資本項目外商直接投資大幅流入，國家外匯庫存增加較快，並實現了持續穩定的增長。

　　1990年夏，我參加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在中南海召開的會議。江澤民同志和宋平同志就世界經濟形勢以及對我國經濟金融發展的影響聽取意見。我詳細地匯報了國際金融形勢並提出對策建議，受到了領導們的首肯。會後，宋平同志把我留下，專門詢問了我國外匯儲備中國家外匯庫存與中國銀行外匯結存的關系。我一一作了回答，他很滿意。  

　　嚴格來說，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擁有隨時能夠動用的外匯資產。把中國銀行外匯結存列入儲備有其特殊性：一方面是國家支付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國銀行是國家銀行，其外匯資產自然也是國家資產。但是，中國銀行從中國人民銀行分設出來後，成為一家自主經營的國家外匯專業銀行，此時再把經營性的外匯結存列入國家儲備，那就混淆了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資金。有鑒於此，從1993年起，參照國際通行做法，經國務院批准後，國家外匯儲備不再包含中國銀行的外匯結存，其范圍只有國家外匯庫存，從而真實反映了我國外匯儲備的狀況。

　　外匯儲備管理面臨的新挑戰

　　從1994年起，我國外匯體制改革進入新時期，實行結售匯體制，所有的外匯收入一律賣給人民銀行，並建立了銀行間市場，外匯儲備的經營管理全部歸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從此，中國銀行結束了集中統一經營國家外匯的特殊地位和作用。1996年底，我國提前實現了經常項目開放，國家外匯儲備突破了1000億美元。2002年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外貿出口和外資流入快速增長，2006年底，外匯儲備突破了1萬億美元，躍升至全球榜首。截至2014年6月底，我國外匯儲備高達3.99萬億美元，依然雄踞世界第一。

　　2007年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加強外匯儲備經營管理，積極探索和拓展外匯儲備的使用渠道和方式，采取綜合措施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對此，我陸續發表了幾篇有關新時期完善我國外匯儲備管理體制的文章，在業界引起了較大反響，有的研究報告還被有關部門呈送國務院領導參閱。

　　2008年9月，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並迅速演變成一場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在深入分析後，人們普遍認識到，全球經濟金融失衡是此輪危機的主要原因。這種失衡也表現在全球外匯儲備的失衡上，即外匯儲備分布的失衡、結構的失衡以及運用的失衡。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國內也有國際的因素。今天圍繞我國外匯儲備所產生的種種問題，不僅是經濟發展進程中自身失衡的反映，更是當今全球經濟金融體制失衡的結果。它與我國國際收支政策、經濟結構狀況有關，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有關，其發展前景更與中國未來經濟金融發展戰略有關。

　　在解決全球失衡的過程中，如果在外匯儲備管理上缺乏大戰略和長遠眼光，不僅有損於改革成果，還會對今後改革進程產生不利影響。針對數量龐大的中國外匯儲備，我們必須樹立外匯儲備管理的新思維，制定新的頂層設計，加快創新步伐，使外匯儲備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和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在國家戰略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為此，我撰寫了《中國外匯儲備研究——考量與決策》一書，闡述自己多年來對外匯儲備管理改革的思考和主張。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時期，我國外匯儲備改革需厘清四大關系。一是外匯儲備與匯率政策的關系。在固定匯率制度與浮動匯率制度下，對外匯儲備的需求是不一樣的。要加快形成和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人民幣匯率機制，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通過匯率變動來調節外匯供求，促進市場穩定。二是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的關系。在目前的情況下，外匯占款和基礎貨幣的投放關系密切，即外匯儲備的形成過程對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大，外匯儲備的應用過程又與財政政策有關。為此，應該深入探討外匯儲備與貨幣政策的關系、儲備管理體制與財政的關系，找到一條優化政策關系和管理體制關系的路徑來。三是外匯儲備與國際收支政策的關系。國際收支的政策直接影響到外匯儲備的規模和結構，特別是如何改變長期雙順差以及中美經濟的特殊關系。為了有效地管理外匯儲備，必須對國際收支相關政策進行調整。這涉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動態平衡。四是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可兌換進程的關系。人民幣可兌換這一關中國肯定要過。人民幣實現可兌換，逐步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可以減少不必要的外匯儲備量，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所帶來的相關問題也可迎刃而解。人民幣可兌換之後，外資和人民幣流出流入的途徑將大大增加，外資與國內經濟、人民幣與國外經濟的互動性也必然會進一步增強。為此，我們必須周密制定人民幣實現可兌換的時間表，仔細權衡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利弊得失，確保我國龐大的外匯儲備能給國民帶來更大的福祉。■

　　作者系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