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人們要成為極端主義者？為什麼他們不能社會化地支持技術促成的社會福祉，或者社會化地對加密貨幣進行一般支持？大型運動的本質告訴我們一場大型運動的追隨者無法成為另一場的追隨者。www.emoneybtc.com並且大型運動是贏家通吃的局面。這與加密貨幣中的情況是一致的——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也處於贏者通吃的地位。
加密貨幣周圍自然會形成幫派。為了能夠吸引到新成員（通常是從與其相競爭的幫派中），這些幫派中真正的信仰者展開了焦灼的競爭。他們知道增加其成員（即增加最重要的、真正的信仰者），便會加大其加密貨幣勝出的可能性。
這些幫派在加密世界成員常出現的地方隨處可見，例如推特、Reddit和Discord，他們常常在這些地方拉攏他人加入自己的加密貨幣陣營。有一個名為Maximalist的英文詞匯，便是為了描述這類行為，而給這群人打上的標簽。（譯者注：按照字面意思，Maximalist應該譯為“極多主義者”，但是為了方便中文讀者理解，譯為“極端主義者”似乎更佳。）我一直批評這類行為，因為它與對他人不厚道相聯。弗萊德.懷爾森(Fred Wilson)最近對加密貨幣的極端主義行為表示了抱怨，他說道：
“如果某人想要對一件事情深信不疑，我們應當對此表示理解和欣賞。但如果這種深信引致了仇恨，骯髒和嘲笑，我們就應該表示拒絕。我們應當呼吁其回歸常態，並且對此拒不接受。”
我同意仇恨、骯髒和嘲笑是糟糕的。我們應該呼吁其回歸常態。但是站在極端主義者的立場來講，我期待更多的極端主義者出現。如果你持有一種加密貨幣，並希望它能夠成功，很顯然你就想要更多的人像你一樣持有它。成為一名顯眼的極端主義者(visible maximalist)便能促成以上想法。
以下是一項名為《友誼悖論與在知覺和社會規范中的系統性偏見》(2016)的研究，該研究提出了一個理論，解釋了為什麼作為一個顯眼的極端主義者可能會比人們想象的更好。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朋友總是擁有比他們更多的朋友。這被稱為“友誼悖論”。為什麼會出現這個悖論呢？很顯然，擁有更多朋友的人有更大的可能性被他圈子裡的人觀察到。假設一個人擁有1000個朋友，他就會在這1000個人眼前晃來晃去，並給他這1000個朋友以一種感覺：我的朋友人脈真廣。假設一個人沒有朋友，因為沒有人是他的朋友，所以他就不再任何人的視線之內，也就沒有人會把他歸入“朋友少於我的”朋友集合之中了。
對於這個理論的直觀理解可以看看下圖。圖片數據來自詹姆斯.科勒曼（James Coleman）1961年關於中學生友誼的研究。以上節點表示的是女孩，而連線則表示她們有共同的朋友。每一位女孩被標注的第一個數字代表其所擁有的朋友數量，而第二個數字則代表其朋友們所擁有的朋友數量的平均數。以左下角的女孩為例，其數字表明她有兩個朋友，而這些朋友又各自擁有2個和5個朋友，後兩者的平均數為3.5。從圖中可知，除了少數特別活躍的社交分子外，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他們朋友的平均朋友數量都要高於自己的朋友數量。

圖片表明了為什麼你的朋友可能比你有更多的朋友
這種現象使人們相信，某種特定行為比它事實上來得更加普遍。它創造了一個現實扭曲(reality distortion)，這鼓舞了更多這樣行為（找朋友）的出現。這最終創造了一個反饋循環（feedback loop)。讓我們用推特的關注者的場景來考慮一下這個現象。
1.一名普通推特用戶史蒂夫發現，絕大多數其所關注的用戶都比他有更多的關注者；
2.史蒂夫相信他的關注者數量低於平均水平；
3.史蒂夫更多地參與和使用推特，這推動了其關注者做出同樣的行為；
4.這進而推動更多用戶參與進來。
這是一個引導更多人參與推特的反饋循環。事實上，以上調查的作者強調，友誼悖論會被社交媒體放大。
一項由霍達斯（Hodas），庫迪（Kooti）以及勒爾曼（Leman）在2013年做的關於推特行為的研究表明，98%以上的推特用戶的關注者數量比其所關注的人的更少：通常，一個用戶的“朋友”數量比其關注者的要多1000%。鑒於社交媒體的用戶越來越多，尤其是青少年用戶增加，一小撮最受歡迎的用戶受到極端曝光的現象正在變得勢不可擋。
由於先前研究工作的積累，霍達斯等研究者對反饋循環已經十分了解了。但這些研究者想要知道連接性更強的個體（more connected inividuals)——例如有更多朋友的人，與比連接性更弱的個體想比，是否表現得不一樣。
他們發現連接性更強的個體更有可能被其在社交網絡中看到的行為所影響，並且如果他們將從類似行為中有所收獲，他們將積極地同更多人建立聯系。而這些自然的個體行為會影響整體行為。
研究者們這樣總結他們的發現：
有兩種基本力量在起作用。第一種是聯系人最多的人最容易與他人互動，因此在戰略補充（或替代）的任何環境中，他們的行為受到的影響最大。第二，如果人們對某項活動的喜好不同，那麼從該活動中獲益最多的人選擇擁有最多的關系。
那些有更多聯系人的人更有可能表現出這樣的行為。而喜歡這樣行為的人更有可能尋找更多的聯系人。這兩股力量使得更加多的人關注這一行為，進而實際地增強了其普遍性。
他們使用青少年飲酒的例子來證明這一論點：
因為青少年飲酒（或者大規模飲酒）是社會活動的一部分，花更多時間與他人社交的青少年有更多的理由在小時候開始飲酒，即更可能成為那些較早飲酒的人 。因此，經常被其他人視為朋友的學生更容易飲酒，這就導致樣本偏差和偏見，其與數據一致，這一結果反饋給其他學生，並使得整體更偏向於飲酒。
就像喜歡有朋友的人(或喜歡喝酒的人)，在更多的人有朋友或者喝酒時開心一樣，擁有加密貨幣的人喜歡其他人擁有相同的加密貨幣。
這就是“極端主義者悖論”：
1.連接性越強的人越有可能支持極端主義，因為後者於他們而言顯而易見；
2.極端主義者尋找更多的聯系人，因為極端主義類行為的增加會有裨於極端主義者；
3.被感知到的極端主義行為增加；
4.導致事實上的極端主義行為增加。
為什麼人們必須成為極端主義者？為什麼他們不能社會化地支持技術促成的社會福祉，或者社會化地對加密貨幣進行一般支持？大型運動的本質告訴我們一場大型運動的追隨者無法成為另一場的追隨者。並且大型運動是贏家通吃的局面。這與加密貨幣中的情況是一致的——最大的加密貨幣交易所也處於贏者通吃的地位。
總之，極端主義者是存在的，而且他們的存在可能比極端主義者想的還要好。
在我們這個全球化的世界，購買加密貨幣就是像喝酒一樣的社交行為。人們購買加密貨幣的自然動機是同更多的人連接，這使得普通人覺得有更多的人購買加密貨幣，進而事實上促成更多的購買加密貨幣的行為。
換言之，這種“病毒”正在擴散。（譯者：王澤龍、Diana ）